Glad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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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
被批量制造的自杀袭击者 字体: 0 0

11月13日,巴黎遭到自杀式袭击,超过130人丧生。上世纪80年代以来,自杀式袭击逐渐成为恐怖组织青睐的手段,而无数年轻人则成为了其手中的“人弹”。

1881年3月13日星期日,当时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前往Mikhailovsky Manège视察军队。当沙皇车驾行至歌手桥时,围观人群中一个叫Nikolai Rysakov的二十岁年轻人将一个包裹朝着沙皇的座驾扔了出去。

包裹在马车旁边爆炸,亚历山大二世从车中爬出来,惊魂甫定但毫发无伤。卫兵们正要护送沙皇离开爆炸地点,不料想人群中一个叫Ignacy Hryniewiecki高喊了一声:“现在就感谢上帝未免太早了!”然后高举双手,又将一个炸药包扔到了亚历山大二世的脚下。

沙皇没有躲过第二次爆炸,他的两条腿被炸断,随后死于失血过多。而因为距离过近,袭击者Ignacy Hryniewiecki同样也在自己引发的爆炸中受了重伤,最终死在了冬宫的医疗室中。这场针对沙皇的袭击,是由一个叫做Narodnaya Volya(人民意志)的左翼组织策划的,在被杀之前,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已经躲过了他们的六次恐怖袭击。

1983年10月的贝鲁特恐袭事件是第一桩现代意义的自杀式恐怖袭击。袭击造成241名美国士兵丧生,并直接导致美军撤离贝鲁特。

19世纪末,随着诺贝尔发明了安全性与爆发力更强的硝化甘油炸药,炸弹成为了恐怖分子最喜爱的袭击手段。因为只有靠的足够近,炸弹袭击才能够取得理想的效果,所以恐怖分子往往会不惜任何代价接近目标,甚至是像上文中的Ignacy Hryniewiecki一般,甘愿甚至刻意在袭击活动中搭上自己的性命。正是因为这样的袭击手法,Narodnaya Volya这一组织成为了近现代自杀式恐怖袭击的鼻祖。

在进入20世纪后,因为炸弹引爆方式与制作技术的不断改进,恐怖组织不需要以自身成员的生命为代价发动袭击,所以自杀袭击的数量也不断减少。在20世纪中期,恐怖分子们更喜欢绑架、射击并逃逸或者以预先放置并远程引爆炸弹的方式发动袭击。比如1972年5月11日,德国著名恐怖组织红军旅(Rote Armee Fraktion)将在法兰克福的美军司令部附近放置炸弹,炸死了美军中尉Paul A. Bloomquist,另有13人在爆炸中受伤。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炸弹自杀袭击又重新成为了恐怖组织的最爱。

许多人把1983年10月发生在贝鲁特的恐袭事件看作是第一桩现代意义上的自杀式恐怖袭击。10月23日,黎巴嫩内战期间,两辆满载炸弹的卡车冲破栏杆,分别袭击了美国与法国在贝鲁特的兵营。爆炸杀死了241名美国士兵,其中包括220名海军陆战队员。恐怖袭击发生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组织“伊斯兰圣战”声称对此事件负责。而经过美国政府调查,黎巴嫩真主党以及背后的伊朗与叙利亚政府是这次恐怖袭击的真正发动者。虽然多年来,伊朗一直否认自己与此次恐怖袭击有关,但是2004年,伊朗政府仍然在德黑兰为此事树立纪念碑,并将袭击发动者称之为“烈士”。此次袭击事件直接导致美军从贝鲁特的撤离,尝到甜头的恐怖分子则一发不可收拾。



2007年9月7日,美国华盛顿联邦法院门前的贝鲁特爆炸案死亡美军的家属。当日法院判定,伊朗应向1983年发生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爆炸案中死亡的241名美军士兵的家属赔偿26.5亿美元。 /Brendan Smialowski

自杀袭击使恐怖组织能够在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激进的哈马斯在2006年赢得了74个立法委员会职位,相对温和的法塔赫仅获得45席。

而之所以自杀袭击在20世纪80年代卷土重来,从客观方面说,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国安检技术与措施不断升级。而面临不断严格的安检措施,昔日遥控炸弹的方式成功率与威慑力均大不如前,恐怖分子们不得不重新捡起自杀袭击的老办法。

如果单纯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分析,与非自杀袭击相比,自杀式袭击的效率高的惊人。因为恐怖分子直到最后一刻都可以控制袭击活动,加之自杀袭击无需考虑如何逃跑的问题,所以自杀袭击的成功率与效果均高于普通袭击。根据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2014年发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报告(Global Terrorism Index),在2013年,全球共发生超过一万起恐怖袭击,造成17958人死亡。在这一万起袭击中,有447起为自杀式袭击,杀死了4135人。

可以看到,2013年自杀式袭击的数量仅占恐怖袭击总数的的4%,但造成了死亡人数则占到了总死亡人数的23%。因为自杀袭击即便被军人或警察发现,袭击者也有充分的机会引爆炸弹杀伤发现者,所以频繁的自杀袭击能够让袭击目的地的军人与警察更为紧张,紧张的军警则会更倾向于朝可疑分子开枪。这无疑提高了袭击目的地国家“误伤”的概率,而在欧美等西方国家,此类对于当地少数民族的误伤能够显著地激发当地的族群矛盾,这自然也是恐怖分子乐于见到的结果。

除效果显著外,自杀袭击所带来的宣传效果会给恐怖组织带来更多的好处。在部分国家,通过自杀式袭击,恐怖组织能够在同类组织的竞争中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如果一国民众支持自杀袭击,恐怖组织就可以通过这样的袭击增加自身的威望,并且在同类组织的竞争中获得更多关注,吸纳更多的资金支持,并且招募更多的新成员。以巴勒斯坦境内的哈马斯组织为例,该组织因为反对与以色列和平共处,策划了多起自杀袭击事件。为报复犹太极端分子制造的希伯伦大屠杀,该组织于1994年4月16日策划了第一起针对平民的自杀袭击,自杀袭击者在以色列城市阿富拉引爆了车上的炸弹,杀死了8名以色列平民。2002年3月27日,哈马斯在内坦亚大酒店发动自杀袭击,造成30人死亡,这也是该组织发动的伤亡最大的恐怖袭击。

虽然哈马斯的自杀袭击使得巴以关系不断紧张,但其在普通巴勒斯坦民众中的支持率不降反升。2006年,在巴勒斯坦第二次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哈马斯赢得了132个席位中的74席,其主要对手,相对温和的法塔赫仅获45席。哈马斯的激进立场反倒是为其赢得了选举。

在政治因素外,恐怖组织采用自杀式袭击还有财政方面的考虑。据Bruce Hoffman所著的《The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一文,在以色列发动一次自杀袭击的成本约为150美元,而自杀袭击带来的收益则非常可观。Hoffman文中提到,一名18岁的巴勒斯坦女孩在超级市场引爆了身上的炸弹,沙特人则因此通过马拉松电视募捐为巴勒斯坦人筹到了超过一亿美元的捐款。自杀式袭击在各国的移民社区中更容易引发同情与支持,以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为例,该组织一度是史上最多自杀式袭击的纪录保持者(从1987年到2001年,该组织共策划了197起自杀袭击),而其每年会收到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支持分裂的泰米尔人高达1.5亿美元的捐款。



2009年5月18日,美国华盛顿,一名猛虎组织支持者抗议斯里兰卡政府击毙其领导人。/China Foto Press

自杀袭击并非是在这些人22岁的时候进行训练与培养的,而是始于他们的幼儿时代,只是待他们成长至青年的时候,才开始寻找牺牲自己生命的机会。

正是因为自杀式袭击的高效,恐怖组织在招募与训练自杀袭击者时往往会不遗余力。诸多恐怖组织会对其治下的青少年从小进行自我牺牲的教育。曾在以色列辛贝特(Shinbet)服役的以色列反恐专家罗尼•沙吉德说:“自杀袭击并非是在这些人22岁的时候进行训练与培养的,而是始于他们的幼儿时代,只是待他们成长至青年的时候,才开始寻找牺牲自己生命的机会。”在哈马斯开办的幼儿园和学校里,号召成为“烈士”的标语随处可见。而这样的长期自我牺牲教育的结果便是自杀袭击的行为在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心中被合理化。恐怖组织也就可以通过“烈士市场”,临时招募、训练恐怖分子执行自杀袭击任务而不用太过担心袭击者的反悔与背叛。

为了确保自杀性袭击活动的顺利与成功,哈马斯还设有专门的自杀袭击训练班。对于自杀袭击者来说,精神训练,或者说洗脑的重要性要远大于身体的训练,在训练过程中,哈马斯会反复向学员强调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暴行,以及先知是如何号召向异教徒开战的。在仇恨教育之外,训练班也会向受训者承诺种种优待:除了能够获得烈士的荣誉称号外,自杀袭击者还可以升上天堂,获得72位处女的服侍,以此确保受训者甘愿赴死。

此外,Mark Harrison在《An Economist Looks at Suicide Terrorism》一文中,还描述了大型的恐怖组织与自杀袭击培训班,或者其他较小的恐怖组织之间业已形成了一种“外包”式的关系。较大规模的恐怖组织会将自杀袭击的组织、策划、实施这一整套流程外包给一些日趋专业的培训学校或者细胞型恐怖组织等“烈士市场”上的其他参与方。培训学校与小组织负责人体炸弹的招募、训练与实施。在袭击完成后,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大恐怖组织再宣称对该起事件负责——这就好像在富士康生产的手机贴上了苹果的商标。通过这样的专业分工,大小恐怖组织之间已经形成了批量制造人肉炸弹的商业网络。

在袭击前,恐怖组织也会采用各种方法防止袭击者打退堂鼓。以泰米尔猛虎组织为例,组织领导人普拉巴尔兰会在行动前一天晚上与自杀袭击者共进晚餐,并且拍摄合照。这些袭击者在临行前,需要向普拉巴尔兰宣誓,并且随身携带一小瓶氰化物,一旦自杀行动失败,袭击者就要在被逮捕之前服毒自尽。诸多伊斯兰教极端恐怖组织则会承诺袭击者,其家人会得到优厚的经济补偿,而且自己的照片会悬挂在学校与清真寺中。在实施前,组织还会要求袭击者准备一封遗书,并为其录制一段宣传视频,在视频中袭击者通常会站在本组织旗帜前,一手持古兰经,一手持枪支或炸弹。在任务数小时或者数天前,任务执行者会被带到公墓,身穿白袍在坟墓中躺上几个小时,提前感受一下死亡。通过这种行为,从精神上给袭击者勇气。

袭击后,这样的遗书与视频会被恐怖组织拿来公开展示。以哈马斯为例,在自杀袭击者身亡后,其公开的材料一般包括袭击者的遗嘱、传记和祷文,到其家中吊唁的人还会看到袭击者录制的视频。而根据美国学者Eli Alshech的研究,与1987年时相比,2000年阿克萨起义时,哈马斯在自杀袭击者的文件中注入了越来越多的宗教语言。1987年起义中自杀袭击者的文件是“个性化的,描述了各袭击者人生的各个方面”,而2000年的文件中,只有很少的文字提及袭击者的个性与训练,文件更关注于反映牺牲者的“宗教奉献与虔诚精神、渴望达到天国”等内容。如2001年7月,袭击者贾马尔•阿卜德•哈尼•纳西尔在其遗嘱中写道:“激励我采取这种行动的原因,首先是对安拉和殉教的热爱,其次是对阿克萨清真寺与巴勒斯坦的热爱。由此,在阿拉伯穆斯林领导人停止保卫巴勒斯坦时,我愿为烈士的血报仇。”

借由展示袭击者遗嘱的方法,一次恐怖袭击往往会激励更多的人“为组织献身”。根据J Madson所著《Suicide Terrorism: Rationalizing the Irrational》一书,哈马斯等恐怖组织借由这样的宣传,确实能够在身故恐怖分子的葬礼或悼念会上招募到新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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