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
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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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
幸福该何处安放,城市还是乡镇? 字体: 0 0



幸福该何处安放,是城市的天堂,还是乡镇的乐土?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古今中外,人们的幸福生活之梦无不寄希望构筑于和美的田园之间。集市是乡镇经济的中心,是世代居住于田园村庄人们的交易场所,也是最基础的用地域经济组织构筑社会经济体系的发祥地。城市最早的雏形源自于乡镇集市,在汽车工业时代之前,每一个乡镇集市就是一张清明上河图。

解放后新中国的几十年里,城市的面孔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全国人民依靠来自于乡镇的手工业和农业解决吃饭和穿衣问题,乡镇生产力一度是城市生产生活的主要补给。

上世纪八十年代,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热情尚存余温,改革开放的春风就已经尽吹大江南北。两股暖流交汇,乡镇经济迎来了工业、商业、农业、文化经济并存的空前繁荣。供销社、农机站、粮站、卫生院、信用社、书店、中学、邮局、供电站、砖瓦厂、水泥厂、砂石厂、铁匠铺、油坊、裁缝店……林林总总的各类经济组织在每一个乡镇集市和谐共存,为城乡居民提供了必需的一切生产生活资料。尽管出力气流血汗的乡镇工农们并没有靠票据补贴的城里人吃的饱、穿的暖,但乐得个热被窝热炕头和儿孙绕膝之乐。那个年头,人们在承包土地上用人类最崇尚的勤劳和智慧去解决温饱问题,年景一年好过一年。

乡镇经济的昌盛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中后期,伴随城市建设、工业开发区建设、市场经济建设的并驾齐驱,出远门打工、挣大钱,逐渐成为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主流,以乡镇集市为中心的经济组织陆续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受限于工业开发的缺失,受制于乡镇经济组织的败落,不管是城镇户口或农村户口的中西部青壮年,放弃自己的家园、老父母、丈夫或妻子、孩子,舍弃本应乐在其中的天伦之乐,背井离乡、成群结队涌向城市,走上永远也无法满足欲望的拼命挣钱之路。城市的街道上,“流浪的人在外想念您,亲爱的妈妈”的歌声,倾诉着外出打工的人们想回家却不能回家的无奈。夹杂着灯红酒绿,一个以乡镇经济组织为家庭幸福根基的时代被快速终结。

沿袭几千年农耕生活的人们一直期望,城市是生活的幸福天堂,梦想着成为一个城里人。政策的东风吹响了开发的号角,城市管理和建设者们迫不及待,在人们期望的欲望中用尽方法促使城市疯狂而野蛮的生长,几乎没有边界、没有尺度。于是乎,刺激提前消费的手段让很多人忘乎所以的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不分阶层、不分地域的人们不一而同地挤进火柴盒般的高楼大厦,而后再拼了命地挣钱去维系全新的生活形态。百万级、千万级人口体量的城市完全可以用“雨后春笋”去形容增长之势。即便如此,似乎再大的城市也安放不下挤破脑袋进城的人群,也难以安放数以百万计的代步车辆。在随时随处有可能一夜暴富的机会环境下,人们变着法儿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善良与诚信的道德文化藩篱被贪婪与投机打破,于是乎色情女、毒食品、假品牌泛滥而一发不可收。本就摸着石头过河的城市建设和管理,在欠缺科学长远的规划并快速增长之下,城市生活的节奏加快、压力加大、环境恶化,刚刚进入了幸福天堂的人们又开始变得没有安全感。

从乡镇经济转型到城市经济并取得成功,新型工业的产业化集群崛起是一个显著的标志。与其背道而驰的典型是,代表着中国实业品牌摇篮的上海,却在这一轮经济的崛起中成为了经济和文化的名利场,曾经家喻户晓的实业品牌几乎全军覆没。从当下诸多的产能过剩行业垂死挣扎的现状看,当年乡镇经济体系时代的未完全开放型市场经济未必就一无是处,后来的城市经济体系时代的完全开放型市场经济未必就一劳永逸。无论是哪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才是经济能否上升的核心。完全开放的市场经济大大释放了生产力,但是把市场经济与充分竞争之间划上“≤”号之时,带来的只能是泛滥过度而一发不可收。

2015年6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4名“留守”儿童服农药中毒死亡,轰动也震惊了政府和人们。事实上,类似悲伤的事件一直都在发生,只是这一次升级到足够悲惨。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当下的社会,因失去管理而荒废的家园、因化工产业而污染的环境、因体弱乏力而留守的老小、因两地分居而情变的夫妻、因举债创业而跳楼的老板……,苍穹之下大地之上,一幕幕艰难的场景被碎片状传播。仍处于“三农”生活中的人们,最原始最传统的家园共守和邻里互助文化,也被现实的聚少离多调配的七零八落。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感很多时候没有金钱高尚,人与人之间的安全感很多时候没有金钱厚重。倘若没有金钱,倒不如去往生的天堂或死的天堂。

究竟,人们的幸福该何处安放,是城市的天堂,还是乡镇的乐土?

不可否认,任何一种新经济体的发展模式选择,初衷都是为了让人们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近三十年多来中国经济体量的实质性增长和变化,中国人民生活的实质性改善和提升,全世界有目共睹。所取得的成绩和成就,快速城市化建设与管理的进程功不可没。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总是与城市水平的发展相依相伴。

城市与乡镇的区别,在于前者以人居和商业的规模集中程度极高为代表,后者以村庄式人居和集市型商业集散为代表。从中国实际乡镇和农业人口的总量看,始终占据着总人口数量的绝对高比值,因为这一群体生产生活所形成的乡镇,从本源上讲就是一个与城市并行的经济体,也是值得倚重的庞大经济体。而中国在倡导发展城市经济体系的进程中,偏偏忽略了乡镇经济体系的建设,使得这一体系范围内的人们在生产生活方面得不到便利和舒适,甚至较之于八、九十年代的情况大大退化。最为显著的是,许多传统手工加工业没有得到延续和保留,工匠们消亡,当今的国人转而欣赏和使用欧美国家的工匠精神所制造出的精美手工制品。倘若,曾经繁荣的乡镇经济组织得以完整保留并发展升级,乡镇会否成为一个比城市生活更加幸福的天堂,值得推敲。当前的新农村、新城镇建设,是多盖几幢楼房多修几个广场重要,还是建立一个完整的乡镇经济组织体系更重要,更加值得深思。但无论如何,城市不可能永远无穷大,也不可能成为所有人的幸福天堂;乡镇也有着长期广阔发展的空间,也完全可以成为人们安居乐业的乐土。

发展经济是为了人们的幸福,而幸福必须建立于安全感之上。经济模式犹如动物的生养方式,圈养的动物在划定的牧场边界里生存,共同获得饱腹所需食物的同时能够获得安全的保障;散养的动物在无边界的山林里生息,只能是在险象环生的自由中强者生、弱者亡。经济模式提供给人们无止境无边界的贪婪欲望之时,注定存在着不可控的风险。无论哪一种经济体系,应当从最大限度让人们获得安全稳定和丰衣足食的角度去设计,体现人的智慧文明与和谐文化,而不是无节制的放任残酷竞争、弱肉强食。

老子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引用古训,恰到好处地治理国家,让人民安居乐业,才是上上之策。在贵州“留守”儿童服农药中毒死亡事件发生后的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办发(2015)47号文件《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推动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笔者理解该政策正是一剂对症下药的良方,倘若把政策内容真正落地、落到实处,无疑能够为乡镇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全面解决很多“家在,人不聚”的家庭成员聚少离多的问题,从根源上为老百姓提供一个安居乐业的乐土。笔者以为,在《意见》之外,还应当创新乡镇经济体系的用人体制,启用现代企业中德能勤绩兼备的经济型人才担当回乡创业者的顾问师,因地制宜、因人适用、择业创新,开启一个全新的新城镇、新农村的经济组织体系新局面。针对中小规模轻工型的加工组装、手工业制作、农产品加工,给予一个免税的生产和贸易自由开放空间,以促进返乡创业的活力。在建立健全乡镇经济组织体系的同时,还应通过改进文化教育水平提高乡镇居民的素养,通过配套硬件设施改善乡镇居民的行为习惯。把集中建楼房建广场的财力,投入到经济组织、文化教育、环境设施建设,让乡镇居民自食其力、丰衣足食、合家团聚。

至于生活,不管是城市里的人们,还是乡镇间的人们,对幸福的期望,归根结底就是建立在安居乐业基础上的憧憬,建立在可持续经济文化上的安全归宿感。城市与乡镇,当是皆可安放幸福的天堂或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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